成文法典——《吕刑》。
《吕刑》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明德慎罚”，即强调“以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同时明确了“五刑”（墨、劓、剕、宫、大辟）的具体量刑标准与适用范围，规定了“疑罪从无”“宽宥老幼”等原则。例如，法典中规定“对年老体弱、年幼无知者，即使触犯刑罚，也可减轻或免除处罚”；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得随意定罪”。这些原则在当时极具进步性，不仅规范了贵族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平民的权益。
穆王在颁布《吕刑》时，特意召集诸侯于成周，向天下宣告：“刑罚者，非为虐民，乃为安邦。凡诸侯、大夫，皆当遵此律法，若有违法者，无论身份高低，一律严惩。”《吕刑》的颁布，标志着西周的法制建设进入成熟阶段，不仅巩固了穆王的统治，更为后世中国的法制体系奠定了基础，堪称“人类社会早期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
经过数年的整顿，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逐渐稳定，农业生产恢复，百姓安居乐业，史称“天下安宁，诸侯来朝”，穆王也由此获得了诸侯与百姓的认可，为后续的军事扩张与西行巡游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周穆王在位期间，西周王朝的国力逐渐恢复，穆王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远大的战略眼光，开启了“南征北战”的扩张历程——北击犬戎、南平荆蛮、东定徐乱，将西周的疆域与影响力推向顶峰。
西周时期，北方的犬戎是王朝最主要的边患之一。犬戎是游牧部落，活动于今陕西、甘肃北部及内蒙古一带，时常南下侵扰西周的北方边境，掠夺粮食与奴隶。穆王继位初期，为消除北方威胁，决定对犬戎采取“主动攻势”，先后发动两次大规模征伐。
第一次征伐发生在穆王十二年，穆王亲自率领“西六师”北上，直抵犬戎的核心领地。犬戎部落虽勇猛善战，但缺乏统一的指挥与精良的装备，在西周大军的攻势下迅速溃败。穆王此次征伐大获全胜，俘获犬戎五王及大量牲畜、奴隶，将西周的北方边界向北推进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胜利之后，穆王并未对犬戎采取“安抚政策”，而是将俘获的犬戎贵族迁往中原，试图通过“同化”削弱犬戎的势力。
然而，这一举措却引发了犬戎各部的强烈不满。第二次征伐发生在穆王十七年，犬戎联合周边游牧部落，再次南下侵扰，穆王再次率军北上，虽再次击败犬戎，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西六师”损失近半，精锐兵力大幅消耗。更严重的是，两次征伐彻底激化了周人与犬戎的矛盾，犬戎从此“与周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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