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暗潮西洋
第十章 隆庆的窗口 (1567-1572)
北京，紫禁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冬天的寒风，似乎格外凛冽，它不光带走了深秋的最后一片黄叶，也带走了那个在丹炉与权谋中沉浮了四十五年的、偏执而复杂的帝王——朱厚熜。这位道士皇帝，最终没能等来他梦寐以求的长生，在乾清宫的炼丹烟气中，永远闭上了那双时而昏聩、时而锐利、最终只余疲惫的眼睛。
帝国在短暂的哀恸与暗流涌动的权力交接后，迎来了新的主人——朱载坖，隆庆皇帝。与他的父亲截然不同，这位在藩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熬了多年的新君，登基时已三十岁，性格温和，甚至有些懦弱，对父亲那套斋醮炼丹、权术制衡毫无兴趣，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帝国沉重负担的恐惧和对安宁日子的渴望。
朝堂之上，随着嘉靖驾崩和严嵩一党的彻底失势（严嵩已于前一年在凄凉中病逝），一股寻求“更化”、试图修补帝国千疮百孔躯体的暗流开始涌动。以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为代表的务实派官僚，敏锐地抓住了新君“愿治”而“惧乱”的心理，开始推动一系列被嘉靖朝压抑已久的政策调整。
其中最核心，也最艰难的，就是如何处理北虏与南倭这两道几乎将帝国财政和边防拖垮的流血伤口。
宣大总督王崇古的奏疏，正是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被以加急形式，送到了隆庆皇帝和内阁的案头。奏疏没有像往常那样充斥着“大捷”、“斩获”之类的虚文，而是用沉痛而务实的笔调，陈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自庚戌（1550年）以来，北边岁无宁日。宣、大、蓟、辽诸镇，战守伤残，官军物故者不下百万，公私耗费不可胜计。 而虏（俺答）势日炽，控弦之士不下三十万，皆百战精锐。我朝九边将士，空额过半，器甲朽坏，粮饷久缺，闻虏至则股栗，望风辄溃。以今日之兵，当方张之虏，譬犹以瘁犬而搏猛虎，未见其可也。”
“然虏非必欲灭我社稷，其屡屡犯边，所贪者，不过金缯、粟帛、与市易之利。彼处塞外，衣食器用多仰给中国，禁绝市易，则生计立窘，故必以抢掠为继。抢掠则我受其害，征战则彼我俱伤。为今之计，不若因其欲，顺其情，开市通贡，以弭兵端。 许其岁时入贡，比于外藩，于宣、大、延绥等处，开设马市，以我之茶、布、铁器，易彼之马匹、皮毛。如此，则虏有所利，可羁縻其心；边无烽警，可休养我民；且市税所得，亦可稍补军国之用。 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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