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决议会散会时，长桌上七杯茶已经彻底凉透。空调的出风口持续吹出恒温的气流，把残留的纸尘从桌面一角吹到另一角。没有人留下用茶。没有人站在走廊里继续刚才的争论。七个人依次离开，只留下那一圈色温四千开尔文的LED灯带，仍然稳定地亮着，照着一室空椅。
赵豫章回到议长办公室时，窗外长安街的午夜车流已经稀疏到可以数清每一盏尾灯。他没有开大灯，只按下了办公桌上那盏老式台灯的开关——黄铜灯座，绿色玻璃灯罩，是他从工程科学院带过来的，用了十几年，灯泡换过三次。他的秘书早已将明日待签的文件按紧急程度排成三摞，整齐码放在桌角，旁边压着一张便签条，上面是秘书用工整小字写的简要提要和截止时间。他没有立刻坐下，而是走到窗前，把百叶窗的叶片微微拉开一道缝，看着楼下偶尔经过的夜班公交车在空旷的街面上投下缓慢移动的矩形光斑。然后他走回办公桌，坐下，拉开右手边最下面的抽屉。
抽屉里躺着一份被翻阅了多次的文件夹，封面上没有标题，只贴着一张手写的标签——“韩世清来信”。标签的边角已经卷起，胶水从透明变成淡黄。他取出文件夹，放在台灯下，翻开第一页。
最早的一封信是赋分制公告发布后不久写的。信很短，只有两页纸，语气克制。韩世清用的是教部内部的公函纸，抬头规整，落款签名一笔不苟。那封信主要汇报赋分制登记初期的执行进展，列了四组数据——登记人数、退回率、退回原因分布、各省市响应速度。信的末尾加了一句话：“目前政策尚在窗口期，市场与家长群体仍处于观望阶段。如中枢能适时释放方向性信号，将有助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统一执行口径。”那时候他还只是“建议”，用词是“适时”，是“有助于”。赵豫章当时读了两遍，在“方向性信号”下面用铅笔轻轻画了一道线，然后把信放进了抽屉。
第二封信隔了一个多月。信长了一些——三页半。韩世清的语气仍然克制，但措辞之间的缝隙比上一封更密了。他开始引用数据来源，附上了国际比较——欧盟神经权利绿皮书的执行现状、米国青少年植入者不良事件的零散统计、日韩在简化神经技术临床试验审批程序上的最新进展。他显然做了充分的资料搜集，每一个国际案例都附了文献出处，像是在写学术论文。信的倒数第二段写道：“赋分制目前在执行层面没有遇到原则性阻力，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政策的长期走向存在不确定感。部分省份已自行出台补充细则，口径不一。长此以往，政策的一致性可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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