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哥哥没有怨天尤人。他只是把那股子憋屈，全化成了干劲。他在班会上对我们说：“同学们，期中考试我们拿了年级第一。期末考试，我们还要拿全县第一。”
全县第一？我们听了都倒吸一口凉气。全县有多少中学？少说也有五六十所。其中县城里的实验中学、师范附中，哪个不是师资雄厚、生源过硬？咱们一个乡镇中学的普通班，拿什么跟人家比？
可东西哥哥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亮晶晶的，那光我们认得——跟他在讲台上画圆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知道这很难。”他说，“可难，不等于做不到。你们信不信我？”
“信！”全班齐吼。
从那天起，三班进入了“战备状态”。东西哥哥把历年中考的试卷全翻了出来，一道一道地分析，总结出题规律。他编了一套又一套的练习题，每天晚上刻钢板、推油印机，印出一张张散发着油墨味儿的卷子。他的小平头上经常沾着油墨，手指头也是黑的，可他不在乎。
我们班的学生也拼了命。早上六点到校早读，晚上九点才放学。刘二娃把铺盖卷搬到了教室后面，说“省得来回跑浪费时间”。张大勇戒了他最爱看的连环画，把《三国演义》小人书锁进了箱子底。孙小梅的草稿纸正反两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用完了还舍不得扔，压在枕头底下当宝贝。
其他两个班的学生看在眼里，心里头不是滋味。有人说风凉话：“三班就是学校的大妈生的，什么好事都轮得到他们。”有人说酸话：“甄老师就会搞题海战术，把学生当机器。”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照练不误。
期末考试前一周，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竺万金在办公室里喝酒，被郑校长抓了个正着。说是“抓”，其实就是郑校长推开办公室的门，看见小舅子正对着一个搪瓷缸子抿嘴，满屋子酒气。竺万金赶紧把搪瓷缸子藏到抽屉里，可手忙脚乱，洒了一桌子。
郑校长的脸色，比窗外的东山还黑。他把竺万金叫到校长办公室，关上门，里面沉默了大约三分钟，然后传来一阵压低了声音的咆哮。具体说了什么，没人听清——郑校长的办公室墙壁很厚，隔音很好。可竺万金出来的时候，脸红得像关公，耳朵根子上还有一道红印子。至于是被骂红的，还是被掐红的，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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