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声尖锐的摩擦。
我说：“应。”他点了点头，从桌上拿起一本习题集递给我。习题集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书角卷着边，里面夹着好几张书签——有的是纸条，有的是糖纸，还有一张是电影票的票根。“那就从今天开始。每天晚自习后多留半小时，我给你单独讲几何。你的辅助线总画不对，不是不会画，是不敢画。”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在其中一个角上拉出一条虚线，“你要记住——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画对了，你就找到了捷径；画错了，擦掉重来就是了，总比什么都不敢画强。”
从那以后，我每天晚自习后多留半小时。教室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日光灯照得黑板发白，粉笔灰在灯光里慢慢飘落。他在黑板上画图，粉笔在他手里走得又稳又准，画出来的圆用圆规也挑不出毛病。我在下面做题，草稿纸画了一张又一张，有时候一道题画了七八条辅助线，把草稿纸画得像蜘蛛网。
有时候做错了，他就让我重新画辅助线，一遍一遍地画，直到画对为止。他从来不骂我，甚至不皱眉。只是等我画对了，点一下头，说声“对了”，然后在黑板上写下下一道题。他说“对了”的时候，嘴角会轻轻动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很淡的、像是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有时候我抬头看见窗外的月光，想起他在东山顶上吹箫的样子——月光洒在黄毛草上，他的头发被山风吹乱，箫声像一只看不见的鸟在夜空中盘旋。想起他因为吃假药被我从鬼门关拽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倒挂在床沿上，拼命抠自己的喉咙，吐了大半盆脏东西，最后瘫在床沿上，浑身软得像被抽去了骨头。想起他在办公室门口跟丽媛老师说“不要命的不是好箫”——那管箫挂在墙上落了很久的灰，后来终于被他取下来，擦干净，重新吹响了。
我真不敢相信，一个人能从那么深的泥潭里爬出来，还能站在讲台上，在日光灯下教别人画辅助线。他自己画了那么多错误的辅助线——千寻姐姐是画错的，那条线画得太美太远，够不着；美媛老师是画错的，那条线画得太近太像，却不是他的；老鼠药更是画得离谱，那条线差点连自己的命都画没了。可他还是继续画，一条一条地画，终于画对了雨花姐，画对了讲台，画对了那一管重新吹响的箫，画对了从寝室到教室这段每天都要走的路。
其他老师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喊朋友”。贾老夫子虽然还在为阅卷的事耿耿于怀——他的肝火还没散完，每天端着一杯菊花茶清肝明目——可上课时依然一丝不苟。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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