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人不会匀速翻页。他站的位置正对着缝纫铺的窗口，这说明他的监视目标就是我。但他没有注意到，对面灰楼二楼有一扇窗户里的人有可能正在用望远镜扫视街面。”
教书先生的嘴唇紧抿着。
沉默持续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半度。
“你说得对。”
三个字。没有辩解，没有解释。
余则成没有接话。他等着。
教书先生背靠在墙上，把手插进了长衫的口袋里。他的目光从余则成脸上移开，看着天井角落里那口积满了雨水的水缸。
“我们的同志，”他说，“大多是教师、工人、学生出身。有信仰，有勇气，但论特工的专业素养……确实差你不止一截。”
他的语气里没有委屈，也没有找借口的意思。就是一种干燥的、实事求是的陈述。
余则成第一次从这个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他在军统从未见过的东西。
坦诚。
军统的人犯了错误会推诿、会遮掩、会找替罪羊。毛人凤犯了错误会杀人灭口。戴笠犯了错误会用更大的阴谋来遮盖。
但教书先生犯了错误，他说的是：“你说得对。”
这三个字比任何花言巧语都重。
“南京的地下党，现在还有多少人？”余则成问。
教书先生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在情报工作中几乎等同于禁忌。但他还是回答了。
“活跃成员不到十个。三部电台，毁了一部，还有两部能用。交通员上个月牺牲了一个。”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份悼词。
余则成没有说话。
不到十个人。两部电台。在一个被日伪铁桶般围住的城市里，这些人用不到十个人的力量，维持着一条通向延安的生命线。
他想起了重庆的军统电讯处。那里有几百号人，几十台电台，充足的经费，安全的大后方。但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窃听同胞的电话，追踪进步学生，为高层的权力斗争充当工具。
而这里不到十个人做的事情，是保护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情报安全。
这种对比让他的胸口发紧。
“跟踪的事不会再发生了。”教书先生说，“我会把你的原话转告给那个年轻人。让他学着点。”
“不用告诉他是我说的。”余则成说，“就说是你自己发现的。否则他会觉得丢脸。年轻人要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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