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不该装的东西。
而关于这艘自由号的交接，也是早就谈好的。
当初华国向米国购买这艘运输舰的时候，条款里写得很清楚：米国负责将船和人一并送到华国港口，人下船之后，船的所有权正式移交华国。
也就是说，从钱老他们踏上码头的那一刻起，这艘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吨的运输舰，就不再是米国的了。
交接手续办得很快，双方代表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舰桥上那个米国海军上尉最后看了一眼这艘他服役了七年的船，面露不舍的转身下了舷梯。
米国船员们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从另一侧的舷梯下了船，他们将被送到上海的一处临时驻地，然后由米国方面安排飞机接回去。
交接任务从头到尾，都没有多余的话。
......
钱老是第一个踏上了码头。
当他的左脚踩在华国的土地上，他站定了。
十六年了。
这片土地上的泥土味、煤烟味、海水的咸味，混在一起，钻进他的鼻子里，熟悉又陌生，他忍不住捧起一捧土深吸了一口气。
码头上，已经站了不少人，有穿军装的军人，有穿中山装的干部，还有几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
最前面站着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学者，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白了一半，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他是华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贞。
竺可贞这个人，在华国科学界的分量极重。他是华国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搞了一辈子气象和地理，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盛誉。由他代表华国科学院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足见国家对这批归国学者的重视。
“钱先生，”竺可贞快步走上前，一把握住了钱老的手，“欢迎回家。”
“同志，欢迎回来。”旁边有人跟着说了一句。
“同志”两个字，像一根针，轻轻的扎了钱老一下。
在米国的十六年，从没有人这么叫过他。他们叫他“钱先生”，叫他“钱博士”，叫他“那个被监视的华国人”，还从来没有人，叫他一声“同志”。
他抬眼望去，码头上的同志们，不管穿军装的还是穿中山装的，此刻都在看着他。
他们的眼神里没有类似米国人的怀疑和审视。
只有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沉甸甸的期待。
钱老的嘴唇动了动，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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