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安平在金门大战之后也已沦为废港，剩下的广州口岸，又随着髨贼的入寇而失陷。所以朝廷在海贸上一文银子也收不到了。
朝廷大臣们，对失去海外贸易口岸这件事，并不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因为大明的大多数年份里，海洋带来的只是威胁，不是收入。为了防备东洋西洋来得“倭寇”“洋盗”，还要花费重金沿海设防。
隆庆开海这件事，在历史书上被大书特书有特殊的意义。实则探究其政策内容和通过的背景就知道，所谓的“开海”，更多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寓禁于征的措施罢了。官方在无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情况下，有限度地放开一道缝，把一部分地下贸易转入地上，从而可以从中抽税。这并不意味着大明已经意识到了海商贸易的重要性，也不意味着明王朝对待商贸的态度改弦易辙。
选择月港作为开放口岸，本身就体现出了开海是一种权宜之计。月港附近多山，使得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土地少而贫瘠、交通不便，大明所鼓励的农业在这里难以发展。不得不靠海吃海的搞起了走私贸易。换而言之，这是一种“不得已”的作法。月港的地理环境，本身来说并不适合作为开放口岸。
这种三心二意的开关政策，使得朝廷在发展海上贸易上并不重视，而且还有意的加以限制。即使是在最繁华的1594年，月港的所有税收也不到三万两。对大明的财政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温体仁是浙江湖州人，对海贸的“赚钱”其实是有切身体会的。大量输出海外的丝织品大多出这里，作为本地缙绅，每年光是销售生丝和蚕茧的收入就是一笔莫大的收入。至于其他人，则对此并无太深的印象。
刘宇亮道：“陛下，本朝开埠，以月港旧例，每年引税、水饷、陆饷、增饷不过两万两。今云可得银二十万两，实乃虚妄之言。”
其他阁僚也纷纷表示质疑。二十万两可不算小数字了。很多地方一个县全年的商税才不过几两银子。上海县虽富也不至于能点石成金。
温体仁却知道这不是什么虚妄之言。海贸的利润之高，他有所耳闻。尤其是这几年招商船行以上海为基地，悄悄地和日本、朝鲜做生意，参股的江南缙绅无不赚得盆满钵满。温家虽然没有直接入股，但他家是招商船行的主要生丝供应商之一，每年只是卖生丝就就能净得数千两。若是朝廷在上海开埠，依照当初月港事例每年东西洋一百一十引的制度发放船引，再按照郑芝龙在安平收取“牌饷”每船两千两计算，二十万两是手到擒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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