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感慨自己时间不够多，然后反省和忏悔一番。不一会儿，他把稿纸拿开，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余切和《当代》有争论，但余切是个好人，勇敢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李小林怎么能不知道？
大概在十年前，巴老在一次公开谈话中，大胆的说出“讲真话”几个字。在当时的中国南北，各地有影响力的作家和编辑，都在想办法摸清楚新时期下，新的写作边界在什么地方？
可以允许做什么样的探讨？
但是，做这种事情是要冒风险的，巴老的大胆发言使得他承担了大家的风险。
在首都，已故的王世民和他的朋友张守任，几个人一起创立《十月》；在沪市，巴老也重新把《收获》从棺材里面拖出来重新发行——这本杂志本来早已停刊多年。
那十年的文坛可谓是龙腾虎跃，到处都是大胆的弄潮儿。但在后人回忆这段历史时，如果非要加一个分界线，恐怕还要以巴老提出“讲真话”为标志。既然他拿出来说都没啥事，其他人在里写写，肯定也不会有事。
所以巴老很理解余切大动干戈的表现：看起来是过度了，其实是几年下来不满的迭加。他也要“说真话”！
余切早就不满文坛某些现象了。《当代》一跳出来，正好撞在他枪口上。
不然，余切不会连王濛也阴阳了。
“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行不行？”巴老问李小林。
李小林当然行了。这篇文章很快就发表在《收获》上。《收获》是个双月刊，十月恰逢发刊月，于是也赶上了这一波对垒，成了余切阵营的生力军。
两方的天平，迅速往余切这一方倾斜。
《当代》杂志社逐渐感受到了那种压力：从南到北，从沪市到京城，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在替余切说话。
名义上余切是一个人，《当代》杂志社却是一个集体，然而他们却觉得自己仿佛被文坛放逐了，他们是被孤立的一方。就算是朝内大街166号，这栋“文学圣地”内，他们也感到很孤独。
10月初，登州。茅盾奖组委会二十多名评委正在“封闭式”研读，此时从斯德哥尔摩又传来消息，余切进入了前三名。
莫不是我真能一发入魂？
余切在报纸上看到新闻很吃惊。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到这个位置。
组委会在登州这边找了个疗养院，住进来后发现原来个部队性质的疗养院，里面大多是原先退下来的老干部，以及部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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