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证据,主要方向是什么。
这个不难吧?”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这次更久。
“金老,这……这违反纪律啊。”
“纪律?”金老的声音陡然提高,“老赵,当年你在基层被人陷害,是谁连夜坐车三百公里去市里给你作证?
你老婆生病要动手术,省城医院排不上号,是谁帮你找的专家?
你现在跟我说纪律?”
“金老,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这一个儿子!”金老声音哽咽,“老赵,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头子。
我不要你做什么违法的事,只要一点消息,让我心里有个底。
这个忙,你帮不帮?”
长久的沉默后,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我试试看。但金老,我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而且就这一次。”
“好,好,谢谢你,老赵。”
挂断电话,金老喘着粗气,心脏怦怦直跳。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严重违反原则,甚至是违法的事。
但为了儿子,他顾不得了。
这一夜,金老又打了三个电话。
一个是给曾经的老部下,现在在某重要部门担任副职;
一个是给当年党校的同窗,如今在纪检监察系统;
还有一个是给一位已经退休多年、但门生故旧遍布政法系统的老领导。
通话内容大同小异:打感情牌,诉苦,求一点“消息”或“关照”。
有人委婉拒绝,有人答应“了解一下情况”,也有人暗示“现在风声太紧,要等机会”。
凌晨三点,金老瘫在椅子上,精疲力尽。
四个电话,只有一个明确答应帮忙,两个态度含糊,一个直接拒绝。
但这还不够。
他想起儿子律师团的话:如果能取得受害干警家属的谅解,在量刑上可能争取从轻。
对,谅解书!
金老眼中重新燃起希望。
他记得那两名牺牲特警的家庭情况:一个叫刘志刚,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一个叫王浩,父母在农村。
钱,他有。
这些年儿子给他的,他自己攒的,加起来几百万总是有的。
如果给这两家人一笔钱,足够他们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钱,再亲自登门赔罪,磕头认错,他们会不会心软?
会不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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