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温放下清单，看着他，“李书记，咱们共事这半年，我说话直，你别介意。
你抓的方向都很准，问题看得透，这是你的长处。
但有时候，方向定得太快、太急，下面的船跟不上啊。”
这话和罗志勇说的如出一辙，但从伍常温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
“您指教。”李毅飞真诚地说。
“就拿边境经济网络调查来说。”伍常温慢条斯理地说，“你要求一周内摸排所有涉边企业的股权结构、资金流向、实际控制人。
想法很好，但你知道全省有多少家涉边企业吗？
三千七百多家。
合法合规的是绝大多数。
这么短时间要全部过筛子，基层工商、税务、商务部门的人手根本不够。
硬要推，就只能走过场，或者重点查几家做个样子。”
李毅飞沉默了。他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后来我让下面调整了方案。”伍常温说，“先聚焦近三年新注册的、资本金异常大的、股权结构特别复杂的，一共两百多家。集中力量查透。
这样既能发现真问题，又不影响正常企业经营。
目前已经查出十七家有可疑资金往来，其中三家确定和境外‘鹰眼’组织有关联。”
李毅飞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好。”
“这不是什么高明的思路，就是老办案人员的经验。”伍常温摆摆手，“但你要给我时间，让我有机会把经验用出来。
你每次开会部署工作，都是‘立即、马上、三天内见效’，我只能先应下来，回头再想办法调整。
一来二去，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拖后腿，我这边也憋得慌。”
话说到这个份上，算是彻底敞开了。
“伍书记，是我的问题。”李毅飞诚恳地说，“我太急了。”
“急不是坏事，年轻人就该有冲劲。”伍常温笑了，“但我老头子也有老头子的用处。咱们要是能配合好，一个指方向，一个管落地，效果会更好。”
李毅飞忽然明白了靳国强的深意。
让他去学习，不仅是为了让他沉淀，也是为了给伍常温这样的老同志空间，让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发挥作用。
同时，也让整个班子有机会在没有他“强势推动”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工作节奏和平衡。
“这三个月，政法委的日常工作，特别是边境行动后续，就辛苦你多费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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