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
五万块钱。
崭新的百元大钞,用银行封条捆着。
他当时月工资不到三千。
五万,是他一年半的收入。
他想起妻子刚查出子宫肌瘤,手术费要两万。儿子小升初,想进重点中学,择校费三万。
五万,刚好够。
“证据呢?”他问。
“证据……我们可以找工友作证。”工地老板说,“那个农民工平时就爱偷懒,安全意识差。杨法官,您看能不能……在责任划分上,给他定个主要责任?我们象征性赔点就行了。”
杨为民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农民工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
但很快,他又想起妻子做完手术后的虚弱样子,想起儿子如果能进重点中学,将来考大学会容易得多。
“证据要扎实。”他说,“证人证言要形成证据链。”
“明白!明白!”工地老板连连点头。
三天后开庭。
工地老板带来了三个“工友”,证言一致:农民工自己违规操作,且本身有旧伤。
农民工在轮椅上,气得浑身发抖,嘶哑地喊:“他们撒谎!我根本没有旧伤!他们是一伙的!”
但没有证据。
医院的病历里,没有旧伤记录。
最终判决:农民工承担主要责任(70%),工地老板承担次要责任(30%)。赔偿金额从八十二万,变成二十四万六。
工地老板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农民工当场哭晕过去。
二十四万六,扣除律师费、诉讼费,到手不到二十万。而后续的康复治疗、终身护理,每年至少要五万。
他活不了几年。
杨为民拿到了那五万块钱。
给妻子交了手术费,给儿子交了择校费。
妻子手术很成功,儿子进了重点中学。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职位从审判员升到副庭长,再到庭长,最后到副院长。
案子越接越大,从工伤赔偿到医疗事故,从合同纠纷到建筑工程。
信封的厚度从五万,涨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收钱方式: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远房亲戚开的咨询公司走账,以“法律咨询费”的名义。
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