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片，上面是“启明工程”的组织结构图：“这个组织的核心操作模式，是专门选择我们国内的中小城市，以民办教育、文化培训、国际夏令营为载体，渗透到教育系统内部。他们的核心目标不是直接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培养一批对中国现行体制持‘批判性思维’的青少年。”
“具体怎么操作？”林雪坐在雷杰身边，眉头紧锁，问道。
“方法非常隐蔽，也很狡猾。”张科长调出了一批被查获的“辅助教材”照片，“他们不会直接否定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对比、暗示、选择性呈现，潜移默化地解构主流价值观。比如，这套所谓的《世界文明对比读本》，里面选取的中国案例都是古代的‘苛政’‘腐败’，而外国案例则全是‘民主’‘自由’的正面故事；再比如这个‘独立思考训练课程’，设置的议题全是‘政府该不该限制企业发展’‘执法机关是否权力过大’这类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引导孩子们质疑权威、质疑体制。”
雷杰拿起一份打印出来的教材节选，上面的文字看似客观中立，却处处暗藏玄机。比如在讲述“法治”时，刻意放大个别执法不当的案例，却对扫黑除恶、打击犯罪带来的社会安定避而不谈；在介绍“公民权利”时，片面强调个人自由，却忽视了集体利益和社会责任。
“最棘手的是，”张科长的语气愈发凝重，“他们所有的活动都游走在法律边缘。教材内容不违法，培训形式不违法，甚至资金往来都披着‘慈善捐赠’‘学术交流’的合法外衣。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很难对其行为进行定性和处理。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不咬人，但恶心人，长期下来，会慢慢腐蚀青少年的思想根基。”
与此同时，凌源的跨境电诈案件呈现出爆发态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胜利后，凌源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经济逐渐复苏，老百姓手里的余钱也多了起来——有的是征地拆迁补偿款，有的是生意好转后的盈利，有的是外出打工攒下的辛苦钱。这些“新富起来”的人群，因为缺乏防范意识，成了境外电诈团伙眼中待宰的肥羊。
第四起案件的受害者王桂兰老太太，雷杰亲自去了她家。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筒子楼，楼道狭窄昏暗，墙壁上布满了污渍和小广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老太太的家在三楼，房门虚掩着，雷杰轻轻推开，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陈设极其简陋：一张老旧的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折叠桌，还有一台屏幕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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