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按计划去王家庄联系一个内线，结果中了埋伏，牺牲了两个同志，老马也负了伤，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小张的声音低沉。
谢文渊立刻起身：“老马人在哪？带我去看他。”
在临时搭建的卫生所里，武工队长老马躺在门板搭成的病床上，左肩缠着厚厚的绷带，血迹殷出，脸色苍白，但眼神里满是愤懑与不甘。
“参谋长，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看到谢文渊，老马挣扎着想坐起来，被谢文渊按住了。
“慢慢说，到底什么情况？”谢文渊沉声问道。
“我们到了约定地点，接头的人也来了，可话没说两句，四周就响枪了……肯定是内部出了叛徒，或者那个接头人本身就是圈套！”老马咬着牙，“鬼子伪军像是早就埋伏好了，火力很猛……”
谢文渊静静地听着，眉头紧锁。敌特的活动比预想的还要猖獗。他安抚了老马几句，嘱咐他好好养伤，转身回到了指挥部。
这次挫折没有让他气馁，反而让他更加清醒。他召集相关干部，重新分析了敌情，调整了斗争策略，更加注重内部纯洁性和工作的隐蔽性。他亲自参与了对可疑人员的甄别，并加强了对武工队员进行反特、侦察和群众工作方法的培训。
与此同时，他大力推动的生产自救和减租减息运动，开始在巩固区显现成效。春耕时节，分区机关干部和部队官兵纷纷下到田间地头，帮助缺少劳力的军属和贫苦农户耕种。当金黄的麦浪在夏风中翻滚时，许多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温暖。识字班里，那些曾经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庄稼汉和妇女，开始笨拙地握着铅笔，写下“抗日”、“民主”、“毛**”等字样，眼中闪烁着对新知和未来的渴望。
这些变化，像无声的溪流，慢慢浸润着干涸的土地。边缘区的一些村庄，态度也开始悄然转变。曾经对八路军敬而远之的保甲长，开始偷偷派人送来粮食和情报；一些受敌伪压迫的百姓，则主动找到武工队，诉说苦难，请求庇护。
盛夏的一天，谢文渊接到一份特殊的情报——驻守在某边缘小镇的伪军中队队长，因其家人在敌占区受到鬼子欺压，萌生了反正之意，但顾虑重重。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谢文渊深思熟虑后，决定亲自部署这次策反行动。他没有贸然接触，而是先通过内线，将伪军队长家人已受到我方地下组织照顾的消息巧妙传递过去，消除了他的部分后顾之忧。随后，又选择了一个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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