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
“长安？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打死人了，就回来了。”长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这是我挣的钱，买了点粮食，您分给乡亲们。”
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的应该是苞米，或者红薯。
“长安，”他说，“你在保安团，干得怎么样？”
“还行。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管二十个人。”长安说，“就是……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
“什么坏事？”
“去老百姓家里收税，抓壮丁，还……还打人。”长安低下头，“我不干，刘团长就骂我，说我不识抬举。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们一样，都是种地的，都是老实人。”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乱世里，是活不长的。
“长安，”他说，“你回来吧，别在保安团干了。”
“可家里……”
“家里有我。”泽喜说，“我王泽喜，就是去偷，去抢，也要让家里人，让乡亲们，吃上饭。”
“四叔……”
“回来。”泽喜很坚决，“明天就去辞了。”
“是。”
第二天，长安去保安团辞工。
刘德贵听说他要走，笑了：“王长安，你当我这儿是客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刘团长，我家里有事……”
“什么事？说来听听。”
“我……我爹病了，要人照顾。”
“你爹病了？”刘德贵笑得更冷了，“我怎么听说，你爹死了好几年了？”
长安语塞。他憨，不会说谎。
“行了，”刘德贵摆摆手，“你要走，可以。但得把这两个月的工钱，退回来。一天一块大洋，两个月六十块。拿来，就让你走。”
“刘团长，我……我没钱。”
“没钱？”刘德贵脸色一沉，“那就别想走！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再敢提走，军法处置！”
长安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是个小黑屋，没窗户，没光，只有老鼠。他在里面关了三天，没吃没喝。
第四天，泽喜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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