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的新项目——培育适合沙质土壤的牧草品种，以恢复战争期间被破坏的牧场——被要求提交十七份不同格式的报告，经过三个委员会的审查，历时八个月，最终被批准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种植季节。
“他们在用文件扼杀科学，”她对女儿卡特琳娜抱怨，“每个官员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方法就是制造更多流程。”
卡特琳娜刚从海牙回来，她在那里为一个开明的省议员做政治顾问。“母亲，这是系统性的。荷兰的政府机构在和平时期膨胀了百分之四十，但经济只增长了百分之五。官僚机构像癌症一样生长，消耗营养但不产生价值。”
“有解决办法吗？”
“理论上，改革。实际上……”卡特琳娜叹气，“每个既得利益者都反对改革。官员要保住工作，商人要维持特权，省议会要守护自治权。结果就是僵局。”
玛丽亚做了个决定：绕过官方渠道。她通过丈夫约翰（现在是退役上校，在省议会有些关系）联系了几个务实的地主，建立了私人合作网络。研究所提供技术，地主提供土地和资金，成果共享。
“就像你曾祖父时代，”她对卡特琳娜说，“当官方渠道堵塞时，就走民间道路。”
第一批实验田在1717年春天播种。没有政府资助，没有官员剪彩，只有几个农民和科学家在田间劳作。但玛丽亚感到一种奇特的自由——也许荷兰的未来不在宏伟的国家计划中，而在这些分散的、务实的、自下而上的努力中。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
年轻的威廉——现在二十五岁，完全融入了金融世界——向祖父解释新趋势：“我们在交易的东西越来越抽象。以前是实物商品（香料、鲱鱼），然后是公司股份（VOC），然后是国债，现在……是风险的碎片。”
“什么意思？”
“比如，”威廉展开一张复杂的图表，“这是一份‘航运风险证券化产品’。假设有十艘船要从阿姆斯特丹驶往巴达维亚。传统上，每艘船单独买保险。现在，我们把十艘船的风险打包成一个金融产品，分成一百份出售。投资者买的不是船，不是货物，而是‘这十艘船中损失不超过两艘的概率’。”
扬二世试图理解：“所以如果只有一艘船损失，投资者赚钱？如果损失三艘，他们亏钱？”
“简化来说，是的。关键是这个产品本身可以交易。你可以今天买，明天卖，根本不在乎船是否真的起航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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