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需要信任;发明了宗教宽容,但忘记了宽容需要共识;发明了共和国,但忘记了共和国需要公民。’”
“尖锐。”
“但准确。我们变成了……账本上的民族。一切都可以计算、交易、量化。甚至忠诚,甚至原则,甚至自由。”索菲亚指向窗外的对峙人群,“现在账本破产了,我们不知道除了计算还能做什么。”
那天晚上,扬三世在家族账本上记录:
“1784年,《巴黎和约》签署。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我们失去了殖民地、舰队、尊严,还有……国家的共识。
爱国者党和奥兰治派在街头对峙,就像两个穷人在争夺一件破外套——外套已经遮不住寒冷,但他们只有这件。
信托基金完成了资产转移。不是不爱国,是务实:如果国家沉没,至少家族能幸存。这是范德维尔德家族一百五十年的智慧:在风暴来临前调整船帆。
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不是为失去的财富或权力,是为失去的可能性:荷兰曾经可以成为不同的国家——商业但不贪婪,务实但不庸俗,自由但不混乱。现在它只是……又一个衰落的帝国,内部争吵着如何分配残骸。
威廉六世还在战俘营。希望他回来时,荷兰还有值得回归的家园。”
三、法国人的礼物
1795年1月,海牙
安娜·范德维尔德-德弗里斯(第五代,索菲亚的女儿,爱国者党律师的妻子)站在海牙议会大厦的台阶上,看着法国革命军列队进入城市,心情复杂得像一杯没调匀的鸡尾酒:三分希望,三分恐惧,三分困惑,还有一分她不愿承认的羞耻。
法国人是“应邀”来的。更准确地说,是爱国者党流亡者(包括她丈夫)在法国组建了“巴达维亚军团”,随法军一同返回,要“解放荷兰,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但解放者穿着外国军服,骑着外国马匹,说着外国语言。
法军指挥官皮什格鲁将军宣布:“荷兰人民,我们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暴政的象征——奥兰治家族——已经被驱逐!巴达维亚共和国今天成立!”
人群的反应分裂。一些人欢呼,挥舞着三色帽;一些人沉默,眼神警惕;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奥兰治派——已经逃离城市,或者躲在家里。
安娜的丈夫约翰尼斯从法军队伍中跑过来,拥抱她:“我们成功了!旧共和国结束了,新共和国诞生了!”
“以法国刺刀为助产士?”安娜忍不住问。
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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