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批复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
评估会结束仅仅一周后，故宫博物院就收到了上级部门的正式回函：“原则同意对GJ1951.0743号藏品组织开启与研究工作。要求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周密方案，确保文物安全，研究成果需报审后发布。”
批示简短，但分量极重。尤其是“原则同意”四个字，意味着长达数十年的搁置状态被正式打破。
专项工作组迅速成立，组长由杨副院长亲自担任，成员包括文物保护、文献研究、历史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陈思源作为“前期研究贡献者”，被破格吸纳为工作组中唯一的学生成员，负责协助文献梳理和记录。
“这是对你的信任，也是考验。”周明远在电话里叮嘱，“工作组里什么人都有，说话做事要加倍小心。记住，你只是助手，不要抢着发言，不要轻易表态。”
陈思源明白。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气氛就颇为微妙。专家们讨论技术方案时，对于开启环境、操作流程、应急预案等专业问题，意见相对统一。但当话题转到“研究方向和成果预期”时，分歧立刻显现。
“当务之急是完成文献的抢救性保护和数字化。”文物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强调，“内容研究可以往后放。”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导向，保护工作就缺乏重点。”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反驳，“我们至少需要预设几个关键问题：这些文献是否能填补明末海防史的空白？是否能与现存史料互证？是否能揭示技术传承的具体细节？”
王教授清了清嗓子：“我认为，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比如，这些文献如何反映当时的中西交流？明朝的海防理念与同时期欧洲的海权思想有何异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国际性课题。”
又来了——将话题引向“国际比较”和“中西交流”，淡化文献本身的独特性和可能触及的敏感历史。
陈思源低头记录，没有插话。
杨副院长静静听着，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口：“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安全开启、完整记录、妥善保护。在此前提下，研究方向可以多元，但必须基于文献本身的内容。预设框架要不得，但完全漫无目的也不行。这样吧，先成立三个小组：技术保障组、文献处理组、研究方向组。陈思源，你跟着文献处理组，协助做初步的编目和提要。”
这个安排很巧妙：既给了各方一定空间，又把核心的文献内容处理权放在了相对中立的文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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