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意见还在讨价还价。他不能在这时候倒下。
他忽然想起父亲——那个在五十九岁死于心肌梗死的男人。父亲走的时候他已经在科学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接到电话赶回老家,父亲已经走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手边有急救药,可能还有机会。他把这个细节记了一辈子。也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从三十岁带到现在。父亲一辈子没有吃过什么昂贵的药,最后连吃急救药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坐在长安街上的这间办公室里,抽屉里随时都有急救药,但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重蹈同样的结果——不是因为来不及吃药,是因为吃了药之后继续工作,工作之后继续胸闷,胸闷之后继续吃药。他好像一直在赶路,而这条路的尽头似乎并不比父亲的终点离得更远。
闷胀感在含第二遍药之后终于消退了。他睁开眼睛,把药瓶放回抽屉,重新戴上眼镜。窗外长安街上梧桐树的最后几片叶子正在掉落,光秃秃的枝条在灰白色的天空下轻轻摇晃。他想起赋分制出台前那个深夜,他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前,对着那篇发黄的论文推了整整一晚上——临界阈值c≈0.1357≈e/2。那时候他以为最难的环节是把那个数字写进公告里。现在他知道,最难的环节是在每一个季度评估前重新验证它——验证赋分制是否仍然有效,验证临界阈值是否还在原位,验证观测信息是否仍然无偏,验证自己还有没有足够的身体条件继续坐在这间办公室里。
他翻开第三次季度评估筹备提纲,在最后一条下面用钢笔加了一行字——“条例正式实施后的执行效果初步评估:需卫健委在月底前提供首轮排异评估标准统一方案试点数据。”然后他把笔放下,把文件放进标着“季度评估”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被反复翻折得有些发毛,他用掌根把封面按压平,感受到纸面微微的厚度——那是前两次评估的会议记录和备忘录被夹在中间的触感。
晚上七点多,他离开办公室。走廊里很安静,秘书已经下班了。他一个人走在铺着灰蓝色地毯的长廊上,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电梯门打开时他在镜面里看到自己的脸——比几个月前又瘦了一些,颧骨下面的凹陷更深了。他把领带松了松,靠在电梯墙上,闭着眼睛等电梯慢慢下降。楼层数字跳得很慢,他感到胸口又有一股熟悉的闷胀正在远处缓慢地聚集。电梯到一楼时他睁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闷胀暂时按下去,然后走出电梯,往家的方向走去。
年后第三周,周明远在星核科技实验室完成半年一次的常规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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